人口在一个国家经济中长期增长过程中，是一个举足轻重的慢变量。从海外经验数据来看，随着劳动人口（15-64岁）与老年人口（65岁及以上）的比值逐渐下降，当地GDP增速也会出现相应下行。

一、劳动人口占比下降必然带来经济增长的相应趋缓

人口在一个国家经济中长期增长过程中，是一个举足轻重的慢变量。人口既是生产力，也是消费力。无论是自然增长，还是外部流入，人口的增长都是国家（地区）经济活力的根本源泉。比起人口总量，人口结构的变化对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更加重要。从海外经验数据来看，随着劳动人口（15-64岁）与老年人口（65岁及以上）的比值逐渐下降，当地GDP增速也会出现相应下行。以日本为例，1962-1971年其劳动人口/老年人口的均值在10.3，同期GDP增速均值8.9%，之后六十年劳动力人口占比一路下行，2011-2021年劳动人口/老年人口的均值仅为2.2，同期GDP增速均值也相应低至0.52%。

(相关资料图)

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对经济增长造成负面影响是所有经济体无法避免的客观规律。中国目前的人口结构决定了未来我国经济增速下降的趋势不可避免。数据显示，2010年以来，中国劳动人口增速与GDP增速的同步性越来越强，我国15-64岁人口增速由2010年的2.52%下降至2022年的-0.25%，同期GDP增速也由10.64%下降至3%。

二、劳动力人口占比不断下降是中国短期内无法逆转的趋势

2022年，房地产开发资金来源中自筹资金占比仅为35%，定金及预付款占比33%、个人按揭贷款占比16%、国内贷款占比12%、其他到位资金占比4%，从这个资金来源结构中可以看出，房地产企业在开发过程中65%以上的资金来自于购房人和商业银行，一旦房地产企业“自筹资金”不到位，无法按照合同期限和质量交付房屋，那么购房人和银行将面临巨大的烂尾楼风险。

2022年，我国出生人数达956万人，较上年减少106万人。同年存量总人口减少85万人，是1960年自然灾害以来首次出现负增长。比人口负增长更为严峻的是：2022年我国65岁及以上人群占总人口比例14.9%，已步入深度老龄化阶段[1]，而同期0-14岁人群占总人口比例16.9%，15-64岁人群占总人口比例68.2%，人口结构呈现“老龄化、少子化”的特性。

1. 少子化意味着未来劳动力人口持续减少，比当下深度老龄化更加可怕

联合国数据显示：2022年中国总和生育率跌至1.175，即每名女性一生平均生育1.175个孩子，低于日本（1.36），列位全球倒数第五。与之相对应，同期20-24岁育龄妇女的生育率也由66.5%下跌至34.9%，可见越来越多的家庭选择晚生育或者不生育。

从拥有孩子的家庭结构来看，我国独生子女占比由2012年的65.1%下降至2021年的45.3%，二孩出生率上升12.7个百分点，达43.1%，三孩以上的家庭占比上升7.2个百分点，达11.6%。由此可见，导致出生人口不断下降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育龄人口在不断减少。这是上个世纪90年代独生子女政策留下来的代际后遗症。

2.老龄化导致社保基金的支出压力逐年增大

首先，“未富先老”是中国步入老龄化社会的特殊现象。2010年，我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见顶，此时人均GDP仅为5647美元，而美国、英国、日本、韩国和德国劳动人口比例见顶时的人均GDP分别为54299美元、44424美元、29308美元、19462美元和13462美元。

其次，由于历史原因，我国社保基金一直是现收现付制，最近几年，随着老龄人口的不断增加，社保基金开支压力逐年增大。其中，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可支付月数[2]却由18.5降低至11.2[3]。据社科院预测，我国养老基金将于2027年达到峰值6.99万亿后迅速下降，至2035年全部耗尽[4]，之后，我国的养老保障体系将进入寅吃卯粮的时代。

从2000年到2021年，我国城镇企业职工的参保赡养率[5]由30.4%上升至37.7%，即每3.3个在职职工供养1个退休人员演变为每2.65个在职职工供养1个退休人员。参保离退休人员的增长率普遍高于参保职工增长率[6]，导致城镇职工的参保赡养率基本呈上行趋势，未来，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年轻人的社保赡养负担也将持续加重。

根据世界银行的测算数据，养老金替代率（即城镇职工退休后领取的平均基础养老金与在职职工平均工资的比率）不低于70%方可维持退休前的生活水准。而我国城镇职工养老金的平均替代率仅为43.6%，远低于国际警戒线55%，随着养老金支付能力的捉襟见肘，大部分退休人群未来将面对养老待遇逐步恶化的严峻现实。

三、延迟退休和改变财政支出结构是唯一的出路

1.延迟退休

实证数据显示，随着预期寿命的延长，人口老龄化是全球性的共同难题，美国、日本和欧洲等发达地区几乎不约而同都把退休年龄延迟到62岁以后，而我国目前国民退休年龄分布为50/55岁（女性）和60岁（男性）。延迟退休是稀释赡养率[7]、减缓养老金缺口进一步扩大的必然选择。

考虑到社会对于延迟退休的接受度，在改革退休制度的同时，可以采取弹性激励式的养老金方案，给个人更多的选择权。例如不同年龄退休可以获得的养老金水平不同，提前退休折扣发放，正常退休的居民给予足额发放，而延迟退休的居民给予超额发放。这样，可以让健康状态和财务状态不同的中老年人选择适合自己的退休年龄。

2. 适度减少公务员规模和事业编制，财政支出向社会保障领域倾斜

2021年，我国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例由3.21%下降至2.96%，远低于同期的法国（27.31%）、日本（21.66%）、德国（21.62%）和美国（10.7%）。而从我国的养育成本却是其中最高的，把一个孩子抚养至18岁所需的成本是人均GDP的6.9倍，远高于同期的法国（2.24倍）、日本（4.26倍）、德国（3.64倍）和美国（4.11倍）。在目前“智慧政府”环境下，适度减少公务员规模和事业单位建制，提高社会福利保障的支出占比，将更多的财政资源投向医疗、教育和其他生育保障，才能从根本上提升公民的生育意愿。

3. 通过减税及补贴鼓励生育

根据国际经验，目前日本的生育津贴政策包括一次性生育津贴42万日元和每孩（截至初中毕业）每月1万日元，即日本政府对每孩提供的现金补贴大约折合超过十万人民币。今年3月的初步草案将进一步提升42万日元生育津贴至60万日元，同时延长支付期限至截至年满18岁后的3月底。然而，日本总和生育率并未有显著提高，可见仅靠现金补贴对提振生育率的作用相对有限。

如果说生育津贴更多地适用于低收入家庭的话，减税政策或许对鼓励中产家庭生育子女更为有效。以美国的儿童抵税金（Child Tax Credit）为例，每个符合条件的孩子可为家庭申请2000美元的税收减免，以及抚养人税收抵免（Child and Dependent Care Credit）和低收入家庭福利优惠（Earned Income Tax Credit）等政策都对中产家庭的生育意愿有一定的提升作用。

注释：

[1] 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超过14%即为深度老龄化社会。

[2]可支付月数=年末滚存结余/（当年基金支出/12）。

[3]全国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当期结余由2012年的2360亿元增长至2021年的11396亿元，由于支付金额没有相应提高，因此可支付月数也由23.4上升至36.8。

[4]数据来源：《中国养老金精算报告2019-2050》。

[5]参保赡养率=离退休人数/职工人数。

[6]除2005-2011年间因纳入灵活就业人员扩大了职工基数从而降低了参保赡养率之外。

[7]缴费率=替代率×赡养率。

（林采宜为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研究院副院长；张菁为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