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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景之治”后，汉朝迎来了中国历史上“大一统”的辉煌时代。如果说，在百家争鸣诸多流派之中，主张以“黄老学说”治国造就了“文景之治”。那么，“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统一，就是开创汉朝鼎盛的根本原因。作为中国“官学鼻祖”的文翁，就生活在这一段历史时期，并在“大一统”的进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功在彼时，利在千秋，影响万代。

由此，为文翁立传，是一件很有意义也很有挑战性的事情。时间翻过了2100多年，在中华文明浩瀚的星河中，如何寻觅、还原及评说彼时的人与事，实属一项缥缈而浩大的工程。成都作家郭子玖迎难而上，呕心沥血五载余，伏案穷经，虔心诚意，终于奉献出这部《儒风远播蜀辉煌：文翁传》，与文翁进行了一场灵与肉的时空对话。

大事引据历史，小事创作发挥，第一要务是要把文翁写活。传记小说，不仅是还原历史真实，它更是一种全新的文学创作，尤其是评传，更要求作者具备深厚的史事认知和独到的历史观念，如此方能评说深刻且不失偏颇。正如作者在跋中所述，为了创作此书，先后研读相关史籍30余册，正是如此，才保证了史料的权威，也保证了传记的基本真实。有了这些前提，也才有了进一步评说的可能。作为小说创作，把人物写活当是首要任务，有了真实史料作为骨架支撑，作者便有了虚构发挥的广阔空间。汉朝初期的权力角逐和时事更替，文翁出任蜀郡太守，兴教育、举贤能、修水利等政治功劳，这些有据可考，有史可查。作为历史人物，作者自然尊重历史，尽可能地还原真实。作为小说，读者更需要看见的是一个鲜活的人物形象。因此，作者在文翁的生活及成长过程中，展开丰富的想象，巧妙发挥，特别是文翁六岁得到天子赞赏的“神童”事迹及文翁身边的人物、成长事件的设置，一下子便把严肃的历史人物文翁拉进到生活现场，使历史人物和小说作品本身都因此获得了鲜活的生命力。

重点突出功绩，弱化生活细节，重中之重是要将文翁写实。传记小说毕竟是以真实为基础，作者根据基本事实，在一定程度上进行创作发挥，但重中之重还是要写实人物本身。文翁的主要历史功绩，一为治水兴农，一为首创官学（石室精舍），这两件事直接奠定了文翁的历史地位，功劳堪与李冰齐名，故后人有“李冰治水，文翁化蜀”的美誉。这些，作者都进行了大量而详细的描述。当然，作为太守，文翁勤政爱民、廉洁自律、力举贤能等事迹，作者不吝笔墨，也给予了充分而细致的刻画。至于文翁的生活、爱情、婚姻以及朋友、官场生活等，虽有涉猎，很明显有被作者弱化的痕迹。

理政按部推进，精神贯穿始终，成书宗旨是要为文翁立传。2020年6月，文翁被评为“第二批四川历史名人”，文翁精神对历史和当下的影响深远而巨大，这也是作者之所以为文翁立传的原因。文翁之所以被历史铭记，并不仅仅因为其功在彼时的卓越政绩，也不仅仅因其是廉洁爱民的循吏，其核心原因是其影响深远的精神。尤其是他的仁爱和创新精神，直接促成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治国思想，也直接影响了后世千秋万代的官办教学制度。故此，作者在创作始末，看似在文翁的理政生涯大事件中大动脑筋，各项重大功绩都按部隆重推出，其实质，却是把仁爱、廉平、创新、勤政的文翁精神贯穿始终，使文翁精神亦成为了传记小说的精神骨骼。

传记小说《儒风远播蜀辉煌：文翁传》，是郭子玖立足当下，对话历史，伏案穷经，围绕文翁其人其事，虔心诚意为我们奉献出的新篇力作，是一次勇敢而成功的尝试，是对文翁精神的传承和发扬，也是对文翁精神的全新解读，这对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时代当下，亦有很大的现实意义。特别需要说明的是，作品中引入了大量的史事、故事、轶事、传说，极大地丰富了作品的生动性和知识性，提升了阅读兴趣。

创作如烹饪，阅读如品味；菜自有千秋，味各有不同。遵循文学批评原则，读毕该书，提出两点商榷意见：一是小说仅以文翁生平为线索，一气呵成，利于行文，却不利于深入刻画矛盾冲突，不利于增强小说艺术的厚重性和感染力；二是小说叙事的语言风格，有几分诙谐和现代的轻愉，也偶有不适合当时语境的轻佻。当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或许不是什么缺点，恰是本书的特点。最后，要再次感谢作者五余年的伏案付出，为我们走近2000多年前的先贤文翁，提供了一条便捷的路径，为传承、发扬、解读文翁精神，提供了一部系统、厚重和权威的参考佳作。